作品相關 轉周澤雄文章：文學的虛實與曆史的曲直
周澤雄，作家。1963年生於上海，1984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做過十幾年教師，著有《說文解氣》、《耳朵的立場》、《性格辭典》，《齊人物論》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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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虛實與曆史的曲直
作者周澤雄
三國實在是一個被談論得太多的時代，因而也成了被誤解得最深的時代。三國中人，大抵蓋棺而不能論定，彼等身後的升遷榮辱甚至較生前的戎馬歲月更動蕩不定，也更富於戲劇性。設若有一艘時間潛艇將這班好漢運抵當今，讀著由一位名叫羅貫中的後人為他們撰寫的集體傳記（且不說還有一位名喚王扶林的導演據此敷演出的八十集電視連續劇），真不敢想象會生何感想。諸葛亮多半會被自己的絕頂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淪為一仗劍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壇上咒語喃喃，胡亂祭風，大掠周郎之美，或許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隨之離席的還有借口‘如廁‘的東吳謀士魯肅，這位‘體貌魁奇，少有壯節‘的‘狂夫‘型儒將，實在無法接受小說裡那位──更不必說還有電視裡那位──也叫‘魯子敬‘的孱頭。張飛照例在哈哈大笑，隻管用大碗喝著‘人頭馬‘；關羽，這個極度自負的美髯將軍一邊暗叫慚愧，一邊尋思著哪天去給羅貫中老弟上一回墳去，雖然一出門便受到當代同性戀者的追逐；曹操沉默無言，隻顧嚼著口香糖，眼神裡布滿‘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般的憔悴。如果個中鬨出人命案的話，多半便是周瑜了，這位風liu倜儻、氣宇軒昂的東吳大都督，縱然從不曾在‘諸葛村夫‘手下受過氣，這次怕要因羅貫中的編派而氣絕身亡了。因為，說周公瑾氣量偏狹，本來就和說諸葛亮智力平平一樣離譜。昔東吳老將程普，仗著三朝元老的身份，對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於公瑾天性豁達，不念舊惡，遂重演了一出三國版的《將相和》，致使程普慨然有歎：‘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飲自醉。‘三國故事肇始於西晉陳壽的《三國誌》，該書‘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禎語），譽之者如葉適標舉為‘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訶之者即如漁洋山人，至若認為一本我莫識其名的歙人撰寫的《季漢書》，較陳著‘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池北偶談》卷十六）。陳壽雖為蜀人，一度在蜀地為官，但考《三國誌》的立場，仍以魏為正統，對曹操及手下眾多謀臣武將，著墨既夥，也多褒揚之詞。陳壽撰書時，世間已有《魏書》、《吳書》可資取材，獨蜀國無史，但這未必便是《三國誌》中《蜀書》篇幅最弱的原因。我們發現至少在這位大半輩子生活在三國時代的譙周後人眼裡，如關雲長、張益德、趙子龍等輩並不被特彆看重，對諸葛孔明也非一味讚譽，‘應變將略，非其所長‘的判詞，著實讓後人心驚。又百餘年後裴鬆之出，此公鑒於陳壽選材過苛（一方麵也是陳壽所能依據的史料當時不過區區三種，由是亦可見葉適所謂‘（裴）注之所載，皆壽棄餘‘之不確），遂立誌增補。裴鬆之本著‘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收以補其闕‘的雄心，參較各類著述二百一十種，以超出原著數倍的篇幅，終於使自己獲得了幾可與陳壽共享署名權的榮譽。雖然裴鬆之在注中不時加上點個人的指謬辨疑性的評論，總體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圇吞棗型的資料收集者；因了他這份辛勤的羅列，我們順便知道民間的三國熱，非自羅貫中《三國誌通俗演義》始。
曹操形象的嬗變在裴注中已露端倪，蓋正始玄風吹拂下的魏晉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獨特的睿智、寬容和超然，不似後世隻知將人判為或善或惡、壁壘分明的兩極，是以曹操之名尚可在奸雄與英雄之間遊移。曹操奸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鐵論，不僅孩子們都會‘聞曹操敗，則喜唱快‘（《東坡誌林》），其人因是‘漢鬼域‘，抑且為‘君子所不道‘（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二）；而當朱熹《通鑒綱目》中正式確定‘帝蜀寇魏‘的立場時，曹操的奸相也就隻能畢露了；他在去自己千餘年的羅貫中筆下淪為古今第一奸人，實在也是無可奈何之事。羅貫中當年著手處理三國故事時，掌握的書籍及民間傳唱資料（主要是《三國誌評話》）已非常豐富，結構上的經營布局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擬虛構也更為棘手和切要。羅貫中有橫空出世之才，《三國演義》規製雄奇，大開大闔，小說的氣勢已不遜於所描繪的時代。塑造人物匹似顧愷之為人寫真，寥寥數語已是頰上添毫，龍首點睛，靡不神情畢肖，千載之後猶獵獵生風，嗬之得生。羅貫中執筆時雖未嘗一刻稍忘陳、裴之《三國誌》，但他的小說在民間卻真正促成了對《三國誌》的遺忘。然則羅氏所撰究係曆史耶？小說耶？
關於此種體裁有一個現成的抹稀泥似的稱謂，曰曆史小說，然困惑亦於茲生焉。蓋曆史與小說本屬壁壘分明的兩個領域，各秉賦著一套價值標準和操作規範，雖然太史公（還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筆法裡已多摹擬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須揣摸方得其似的情況下，正孔融所謂‘想當然耳‘之舉，雖屬曆史著述本身的無奈，其初衷卻又並非出於對小說筆法的注重，而實在應被視為一種‘原其終始‘的努力，不如此，‘鴻門宴‘將不複聞矣。我們常見的倒是，曆史無意於借小說以美容，小說每常演曆史為說部。曆史小說似對應於小說史，但後者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則林漢達先生編著的《上下五千年》或遼寧少兒出版社的《五千年演義》之屬，因致力於史學的蒙學化而奉行一種‘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則，是‘小說化曆史‘而非‘小說史‘，亦已昭然。曆史的小說化乃曆史的變節，小說的曆史化則不啻為小說的升華，因此，曆史學家往往寧受‘少文義緣飾‘的指責而堅守誠信，小說家（當然也包括戲劇家如莎士比亞、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處置曆史事件‘並據此寫出了《羅慕路斯大帝》的迪倫馬特）則每每熱衷於涉獵史部，以使作品在敘述的廣度和意蘊的深厚上都有所獵獲。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聖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說家天賦有虛構的權力也是不消分說的，如此，當小說家一麵要捍衛虛構的特權，一麵又不願對曆史題材割愛時，神聖曆史的馬其諾防線隻能接受崩潰的結局，不複有尊嚴可言。曆史小說，這並非對曆史的另一種描述，而隻是小說的彆一種寫法。準乎此，曆史本身的尊嚴便被置諸小說的法則之下，成為小說家廚房裡聊供烹飪之需的雞鴨魚肉。
回到羅貫中《三國演義》。清章學誠在《丙辰劄記》裡已用‘七分實事，三分虛構‘界定了它的虛實結構，肯定了羅氏對曆史的基本忠實。我無意對‘七實三虛‘的比例作出質疑，而更想對其內容加以關注，即何者可虛？何者當實？
答案並不因問題的重要而顯得棘手，隻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國誌》就會發現，小說忠實者事，虛構者人。應該指出，在小說家對曆史的改編中，所謂‘忠實‘隻是被視為一種手段而納入構思的，相形之下，改編事件較之虛構人物風險更大。事件，尤其當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戰、赤壁大戰、彝陵之役那樣眾所周知、耳熟能詳的話，就更由不得小說家施展想象，任意塗竄。在羅貫中那裡我們發現，尊重曆史事件的真實性，是作為小說的敘述前提和基本背景加以考慮的，它的‘七分‘真實多半集中於此，以便騰出手腳，在虛構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虛構‘即著墨於此。我們且試著看看羅氏筆下的曹操如何？
若以‘贏得生前身後名‘作為衡量偉人的標誌，曹操顯然是要落選的，和周瑜同其結局。三國時人，除了被滿中國祭祀的忠勇典型關雲長，大概隻有曾讓杜甫尋覓其祠堂的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榮，而曾被我們明哲的魯迅先生斷定‘至少是個英雄‘的阿瞞（已故主席也曾默誦其遺篇），卻嘗儘了‘死去原知萬事空‘的滋味。在《三國誌》裡，陳壽對曹操的評價可說是迥出眾人之上，讀其仿‘太史公語‘的‘評曰‘，如‘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禦皇機，克儘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古今能得此等判語者實在為數寥寥，而在三國時代，又正可謂‘舍此不作第二人想‘。想陳壽固非曲語阿世之徒，那麼，一個少壯時高歌‘天地間，人為貴‘，中年時吟詠‘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晚年時不惜以‘烈士‘悲情抒發‘老驥伏櫪，壯心不已‘之誌的雄傑，逮至後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奸雄，實屬匪夷所思。曹操不少為人詬病的劣跡，追究起來都不無可疑。即以殺呂伯奢為例，按此事出自吳人所著之《魏書》，立場本就飄忽，而其所敘之事境，又極為離奇乖情，很難按事件的邏輯加以還原。那句令曹操遺臭萬年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原屬野史裨語，頗難征信。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殺，亦非鐵論。細想荀文若赴濡須塢途中尚與曹丕談藝論劍，言笑正歡，其人雄傑之氣固較曹操遠甚，說謀論智，卻也相差不遠。曹操若有殺荀之意，荀君絕無不睹先兆之理。雖然，持此論者大多從荀彧反對曹氏篡漢自立著眼，認為曹操殺荀，非為無故。倘如是，不過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則可，據之立論則謬。羅貫中著小說本著‘兼采為美‘的信條，對史料基本上抱著‘拿來主義‘的態度，對一般視為信史的陳壽《三國誌》並無多少側重。讀者若有意比照孫盛《魏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書》等籍（裴注中對這幾部書頗多采集），會發現羅氏《三國演義》，純出之想象添加的筆墨竟意外地少。即使麵對筆力集中貫注的曹操，羅貫中似乎也並冇有特地發明多少虛構細節以供編派之用，他隻是儘可能充分地將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組合而已。因此，羅貫中與其說藝術地再現了曹操，毋寧說乃是曹操劣行敗跡的傳述者和集大成者。
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奸滑之氣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隨處可見，作為文學長廊中的一個藝術形象，他不僅在中國文學中為僅見，放諸世界，亦難逢敵手。西人馬基雅維裡若獲知曹公行狀，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有曹操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例征，他的《君主論》無疑將寫得更為出色，‘馬基雅維裡主義‘也將更具說服力。曹操在羅貫中筆下，除卻殺呂伯奢和借糧官人頭以安軍心兩樁著例外，他如對許攸跣足相迎、‘拔劍斬近侍‘及‘抹書間韓遂‘諸節，在在都顯出其人驚世之偽。我們說過羅貫中寫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憑實據，他認同了前人對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實的大量著述，隻從藝術效果而非曆史公正的角度遴選材料；又因為羅貫中在小說上也正有著他筆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終完成者，他施諸孟德的筆墨也同時成了針對其人的終審判決。
對羅貫中我們當然抱著崇高的謝忱，也無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問題在於，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塗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誌令》可知），就冇有一點愧疚之情嗎？我要說的不是羅貫中是否有權如此處理曹操──他當然有權，而隻想對人間公正意識的脆弱稍表缺憾：我們一方麵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誹謗行為，一方麵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誹謗‘，而將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聽任某個古人飽受著千年冤曲。何況，這位古人又並非李鴻章‘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者流。中國人曆來強調的‘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阿瞞不可能無所縈懷。文學以虛實相間為美，曆史以誠實不欺為上，而當小說乾犯了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操也就隻能淪為談笑中人、戲曲中人。為曹操翻案之所以難以成功，並非當年郭沫若、翦伯讚等人呐喊不力，事實上是由於吾人不忍失去這麼一位任人奚落的對象。由此我們可見所謂‘時間是最公正的‘這一陳述的蒼白和不可儘信。曆史上的冤假錯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頭上，善良的百姓也從來有著不善良的那一麵，他們那由‘集體無意識‘所策動的觀賞心態，常常會演化為某種更致命的群體力量，遂導致一股颶風般蠢動不已的觀念施暴行為。一個特多暴君的民族，其子民不可能不具備助紂為虐的意識。某種意義上，羅貫中對曹操的歪曲性描寫，也可看成對人心世態的妥協，即使在元末明初，羅氏已無法改變人們心目中對曹操的‘奸雄‘定位了，這一點我們可從對羅氏《三國演義》的仔細玩味中略得一二。
不過話說回來，其實我一直無法接受羅貫中對曹操全然否定的說法，不，他對阿瞞還是抱著相當程度理解的，偶爾還會為曹操加上點閃光之處，‘謀董賊孟德獻刀‘即是（按此節史籍不載）。至於羅貫中對劉備之非一味肯定，識者早已指出：摔阿鬥時的虛偽，彝陵之戰前的暴戾等，羅貫中皆譏諷暗藏。我這麼說的另一個理由是，我本人對曹操不可遏製的偏愛，起初正是讀羅貫中《三國演義》時生發的，正如我對劉備的反感，亦假諸羅貫中之手。這裡便可見出羅貫中的偉大，或曰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本身的偉大。
探討一個權謀術最發達的民族何以視真正的權謀大師曹操為白臉奸雄，是有趣而不乏沉鬱的。參照孫子‘兵者，詭道也‘之立論，曹操正乃一不世出的雄傑，他的一應機變謀略，既不曾逾越兵法的遊戲規則，也是生逢亂世時的明智選擇。何況，他恢廓宏奇的詩文，禮賢下士、求賢三頒的明哲，都是千載之下無人可及之舉。或曰，曹操的反對者，事實上都是遠遠無法與孟德比肩之輩，他們既無能具備對計謀的純粹審美力，又無力在瀟灑豪邁上與曹操爭勝，便隻能以一副‘技不如人‘者常有的羞惱，試圖通過對曹操行跡的指責，以圖撿回一點脆薄的自尊。以此，我們正可了解緣何一個注重君子風範的國度，又恰成修煉‘偽君子術‘的名山道場。從立身行事遠不如曹操的迦太基梟雄漢尼拔卻在西方暴得大名中，我們或可汲探國人思維的某些獨到之處。
我們需要美妙的文學，我們是否更需要曆史的神聖？這是個兩難選擇，也許，百姓的智慧依舊是最高的智慧，他們的做法是：拒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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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今天上周先生的這篇文章，是有感於近來網絡上出現了某些以考史名義寫YY小說來推翻或糟踏古人的之風。小說的創作無可厚非，作者要表達一種思想，一定要通過這樣的創作來完成。但是，打著寫正史的名義，用尋據論史的名義，以小說的形勢給一個作古的人創造一個新的品行，安一個無恥的名聲，實在是令人心寒。而一些人，打著維護作者的幌子，喊著正義的口號，極力侮辱和糟蹋提出意見者，並用儘汙言穢詞來辱罵彆人，這種行為更是讓人不恥。
周先生這篇文章明裡寫文學對三國人物的歪曲，可句裡行間無不在對歪曲古人的作法進行批判。先生呐喊道：“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塗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誌令》可知），就冇有一點愧疚之情嗎？”這句呐喊針對的絕非曹操一人。中國曆史上，有多少人被以文學的名義歪曲了，又有多少人正在被文學作品歪曲著。我也想問問，難道這樣歪曲古人或惡心古人，就真的冇有一點愧疚之情嗎？
周先生給出了這些文人（如果他們也算文人的話）的心態：“我們一方麵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誹謗行為，一方麵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誹謗‘，而將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聽任某個古人飽受著千年冤曲。由此我們可見所謂‘時間是最公正的‘這一陳述的蒼白和不可儘信。曆史上的冤假錯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頭上，善良的百姓也從來有著不善良的那一麵，他們那由‘集體無意識‘所策動的觀賞心態，常常會演化為某種更致命的群體力量，遂導致一股颶風般蠢動不已的觀念施暴行為。”原來如此，就是因為被歪曲或惡心的古人是口不能言的，YY他們不會受到任何報應和法律的製裁，於是乎，就有那麼一些人以YY古人為樂，以YY古人為榮，更有甚者，附和這種YY之風竟成了某些人大放厥詞的平台和追捧的時髦。
但是，周先生也說：“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聖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說家天賦有虛構的權力也是不消分說的，如此，當小說家一麵要捍衛虛構的特權，一麵又不願對曆史題材割愛時，神聖曆史的馬其諾防線隻能接受崩潰的結局，不複有尊嚴可言。曆史小說，這並非對曆史的另一種描述，而隻是小說的彆一種寫法。準乎此，曆史本身的尊嚴便被置諸小說的法則之下，成為小說家廚房裡聊供烹飪之需的雞鴨魚肉。”筆者卻有些不認同這樣的說法，人在吃青菜蘿卜的同時，無疑也是喜歡吃雞鴨魚肉的，當某些人將雞鴨魚肉等同於青菜蘿卜時，曆史又算什麼？這種問題也是足以引發我們思索一個問題，那就是，讓曆史成為小說家廚房裡聊供烹飪之需的雞鴨魚肉真的就對嗎？
周先生最後說：“我們需要美妙的文學，我們是否更需要曆史的神聖？這是個兩難選擇，也許，百姓的智慧依舊是最高的智慧，他們的做法是：拒絕選擇。”拒絕選擇，多麼簡單的方法，百姓可以這樣睿智地去拒絕選擇，文學作品的創作者也能這樣選擇拒絕嗎？夢的回答是：否。無論百姓怎麼想，怎麼選擇，夢還是認為，每一個作者都少一些功利心，多一點良心，麵對曆史作品的文學化，都明白該做怎樣的選擇，那就是：尊重曆史，尊重彆人，哪怕是一個口不能言的古人，也應該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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